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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文化
徽州商帮——盐商
徽人常說:“吾鄉賈者,首魚鹽,次布帛”。足見徽商對經營鹽業十分重視。明初規定,鹽商必須赴邊塞納糧,由官府酬給鹽引,商人持引方可支鹽行銷。這種制度謂之“開中法”。那時,由於徽州距邊塞太遠,徽商納糧辦引的活動敵不過山西、陝西商人的競爭,所在鹽業經營中還不能居於優勢。明朝中葉,開中法逐漸廢弛。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爲支鹽行銷。於是鹽商中遂有邊商、內商之分。邊商專門納糧辦引,內商專門買引銷鹽。   弘治五年(1492),明政府實行了開中折色制度;商人向鹽運司交納現銀即可辦引銷鹽。這些變化使行鹽的商人可免赴邊納糧之苦,給徽商經營鹽業帶來方便。所以從這以後,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。兩淮鹽場産鹽最多,鹽利最大,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競趨逐利的地方。  嘉靖、萬歷時,徽州的黃、汪、吳諸族在揚州業鹽致富的人很多。他們擁資多達數十萬以至百萬,且以“鹽策祭酒甲天下”而名聞海內。這時山、陝商人雖也紛紛改邊商爲內商,奔赴揚州與徽人爭利,但他們遠離故土,力不從心,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於徽商之下了。萬曆四十五年(1617)明政府爲疏銷積引,推行綱法,規定將鹽場商人所持舊引分爲十綱,編成綱冊。每年以一綱行舊引,九綱行新引,聽商人據綱冊爲窩本。每年派行新引時,都以綱冊所載各商持引原數爲依據,冊上無名者不得參加。其他鹽場的做法大體與此類似。當時徽商在綱冊上已佔優勢,於是隨著綱法的依靠,他們把持兩淮鹽利的特權便固定下來。所以從這時起,直到道光十年(1830)改行票法之前的200餘年中,可以說是徽州鹽商的極盛時代。這時在揚州的徽鹽商中,繼黃、汪、吳數姓而興者又有江、程、徐、鄭、曹、宋、鮑、葉諸族。他們或爲場商,或爲運商,各有其生財之道。場商專向竈戶收購食鹽賣給運商。他們利用貸本取利、壓價收鹽等手段盤肅竈戶。有的場商還招募鹽丁,自行生産,牟取厚利。運商則專事辦引銷鹽。他們以極低的場價購買食鹽,運至銷鹽口岸高價發賣,獲利最大。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,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。徽商憑恃其雄厚財力,把該地行鹽的權利控制在自己手裏,使之成爲他們取之不盡的財源。  當時支商這中又有總商與散商之別。總商是由官府指派的鹽商首領,一般由資重引多,辦事幹練充任。每年征課辦引時,都以散商分隸于各總商的名下,由總商督征鹽課,查禁私鹽。朝廷有關鹽政大計也每與總商協商。總商的這種半官半商身分,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牟利機會。他們或夾帶私鹽,牟取暴利;或放貸資本,盤剝散商; 或以聚資捐輸爲名,中飽私囊。所以充任總商的人,沒有一個不大發橫財的。清代揚州的八大總商,徽人就常占其四。乾隆時,徽人汪應庚、汪廷璋、江春、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總商。江春爲兩淮總商前後達40餘年。他多次率領衆商捐資助賑、助餉。乾隆帝每次南巡,他都大肆鋪張,徘徊接駕。清廷對他也屢賜宴賞,優禮有加並授以布政使之銜。有一次還特撥帑銀30 萬兩,以供他周轉資金。江春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的現象,充分反映了徽鹽商的財雄勢大。徽人常說:“吾鄉賈者,首魚鹽,次布帛”。足見徽商對經營鹽業十分重視。明初規定,鹽商必須赴邊塞納糧,由官府酬給鹽引,商人持引方可支鹽行銷。這種制度謂之“開中法”。那時,由於徽州距邊塞太遠,徽商納糧辦引的活動敵不過山西、陝西商人的競爭,所在鹽業經營中還不能居於優勢。明朝中葉,開中法逐漸廢弛。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爲支鹽行銷。於是鹽商中遂有邊商、內商之分。邊商專門納糧辦引,內商專門買引銷鹽。   弘治五年(1492),明政府實行了開中折色制度;商人向鹽運司交納現銀即可辦引銷鹽。這些變化使行鹽的商人可免赴邊納糧之苦,給徽商經營鹽業帶來方便。所以從這以後,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。兩淮鹽場産鹽最多,鹽利最大,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競趨逐利的地方。  嘉靖、萬歷時,徽州的黃、汪、吳諸族在揚州業鹽致富的人很多。他們擁資多達數十萬以至百萬,且以“鹽策祭酒甲天下”而名聞海內。這時山、陝商人雖也紛紛改邊商爲內商,奔赴揚州與徽人爭利,但他們遠離故土,力不從心,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於徽商之下了。萬曆四十五年(1617)明政府爲疏銷積引,推行綱法,規定將鹽場商人所持舊引分爲十綱,編成綱冊。每年以一綱行舊引,九綱行新引,聽商人據綱冊爲窩本。每年派行新引時,都以綱冊所載各商持引原數爲依據,冊上無名者不得參加。其他鹽場的做法大體與此類似。當時徽商在綱冊上已佔優勢,於是隨著綱法的依靠,他們把持兩淮鹽利的特權便固定下來。所以從這時起,直到道光十年(1830)改行票法之前的200餘年中,可以說是徽州鹽商的極盛時代。這時在揚州的徽鹽商中,繼黃、汪、吳數姓而興者又有江、程、徐、鄭、曹、宋、鮑、葉諸族。他們或爲場商,或爲運商,各有其生財之道。場商專向竈戶收購食鹽賣給運商。他們利用貸本取利、壓價收鹽等手段盤肅竈戶。有的場商還招募鹽丁,自行生産,牟取厚利。運商則專事辦引銷鹽。他們以極低的場價購買食鹽,運至銷鹽口岸高價發賣,獲利最大。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,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。徽商憑恃其雄厚財力,把該地行鹽的權利控制在自己手裏,使之成爲他們取之不盡的財源。  當時支商這中又有總商與散商之別。總商是由官府指派的鹽商首領,一般由資重引多,辦事幹練充任。每年征課辦引時,都以散商分隸于各總商的名下,由總商督征鹽課,查禁私鹽。朝廷有關鹽政大計也每與總商協商。總商的這種半官半商身分,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牟利機會。他們或夾帶私鹽,牟取暴利;或放貸資本,盤剝散商; 或以聚資捐輸爲名,中飽私囊。所以充任總商的人,沒有一個不大發橫財的。清代揚州的八大總商,徽人就常占其四。乾隆時,徽人汪應庚、汪廷璋、江春、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總商。江春爲兩淮總商前後達40餘年。他多次率領衆商捐資助賑、助餉。乾隆帝每次南巡,他都大肆鋪張,徘徊接駕。清廷對他也屢賜宴賞,優禮有加並授以布政使之銜。有一次還特撥帑銀30 萬兩,以供他周轉資金。江春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的現象,充分反映了徽鹽商的財雄勢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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